无忌影像编辑丨Geethan
丁海笑，认识他三年，我习惯叫他老丁。
作为一名摄影编辑，我认识的人一半都是摄影师。打开朋友圈周游世界，在我这儿并不新鲜。
但你要我把所有人都删了，只留老丁一个，我还是能继续周游世界。
年近36岁的老丁，20年都在路上行走，探访过近70个国家和地区。
这就是老丁的特别之处：作为一名职业旅行者，在他一个人身上，浓缩出异常丰富的世界观。
在这篇访谈里，我只想得到一个答案：
当你走遍世界，你自己是谁？
丁海笑
85后作家、摄影师
代表作《搭车十年》《环亚旅行》
LonelyPlanet资深作者
无忌月赛“地域风情”评委
▲ 丁海笑作品，可可托海转场，新疆。
对话Interview
主持人（G）：无忌影像编辑_Geethan
访谈嘉宾（X）：摄影师_丁海笑
- 01 -
“小时候，在精神生活上，我是富足的。”
G：老丁你好，很高兴你接受无忌的采访。聊聊你的童年和家乡吧——在17岁搭车去新疆之前，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X：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家乡，而我的家乡却是一个企业——气矿。这个企业始于1956年，拥有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地方志》以及6位编码的内部电话，在过去它甚至有独立的行政系统、公安、电视台、医院和大中小学，可谓神秘的小王国。许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过脱离这个企业。
这里的人曾有一种独立于世外的优越感，管上级单位叫“矿头”，上上级单位叫“管理局”，管市井乡民叫“外面的”。
我小时候的家庭条件优渥，在精神生活上也是富足的。
G：小的时候，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X：从小看的电视台、出版物、网站都来自世界各地。 在我的床头，父母给我摆的不是全唐诗，而是巴尔扎克、果戈里、但丁，那些长发洋人的头像，总会让我觉得怪异和好奇。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总是手捧着一本日本出版的百科全书，是我童年的启蒙读物。从那时起我便知道内燃机、半导体、卫星技术，以及个人主义的崛起。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堂吉诃德》，给我念中国的边疆诗和雪莱诗集，带我去看《末代皇帝》。那时候，我的梦想都是买一匹马，经常会梦到自己骑着马去驰骋。
从小最吸引我的无疑是契丹所建立的大辽，手上那些连环画上的人物是以耶律开头的名字，异族的发型、服饰和长相……我对中国文化极其热爱。父亲年轻时在龙门石窟前的一张留影，会牵起我对那片土地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行者，有三种类型深深影响着我：诗人；道士；侠客。
除了看书，我还喜欢幻想，经常一个人陷入迷思好几个小时。我在脑中构建了树屋、动物界、公司、大学、城市、国家、星系，像一个拟生游戏，我扮演管理者的角色，那些世界在我脑中能存活好几年。
G：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
X：父亲曾是一名出色的机械维修师。他做过一件特别酷的事：买过一台报废的苏联推土机，一个庞然大物，别人以废品价格卖给他，而他硬是在不懂俄文的基础上把它修好了。
我记得每天晚上，他就在台灯下面研究俄文的说明书，比我中学读过的所有课本还厚。
G：你认为这台推土机对于你父亲的意义是什么？
X：一个天方夜谭，一个梦想，一部作品。他修好了以后，还把整台机器重新刷了漂亮的漆。如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工具，他完全不需要这么做。
G：你最欣赏父亲身上的什么特质？
X：他很有才华。从旅行的角度说，他具有和旁人不同的、深度旅行的观念和能力。
早期的旅行上，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他小学的时候就跟流民一起扒过火车顶，徒步、搭便车去别的城市，每天放学都会抱着木头顺长江漂流回家。因为家庭变故，高中他辍了学，去华北油田当了一名井架工，他的经历在那个年代的小孩子里并不多见。
▲ 丁海笑的父亲。
G：父母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
X：从小到大，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我尽量往外走，少回家。父亲因为要兼顾家庭，留在了四川。他希望我可以在没有家庭困扰的情况下，走得更远一点，男孩子就应该出去闯。
我母亲曾是一位英语老师，在她的教育观念里面，任何的玩耍和阅读，都得有某种意义，要看有意义的少儿节目，听有意义的歌曲，这让我一生都在追逐所谓的“意义”。
- 02 -
“我想逃离这个地方，我想改变。”
G：《搭车十年》 记录了你最初探索世界的十年时光，也涵盖了16岁-26岁的人生。
X：我在石油医院出生，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周围都是石油系统的人。我的很多同学，大学也去了石油大学，毕业后从事石油工作……我对这样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上中学后，气矿经历了国企改制，社会动荡，学校给老师发不出工资，班里也几乎没有人学习。因为单位不景气，我的父母主动选择了离职，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原先那种优越感迅速垮塌。
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周围原先很贫瘠的地方，都变得比我们富裕。周围的城市本来不属于你，但你还要被迫去属于周围的城市。
我想逃离这个地方，我想改变。
G：你曾说，想成为一个永远的贝都因人，既可以像草木一样自然存在和生长，又可以像动物一样自由停留和迁徙。你是否很向往游牧、草原的生活？
X：我的父亲、我奶奶，他们都生在玉门关外。奶奶的家乡附近就是哈萨克族、裕固族、藏族的村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基因里的东西。
气矿系统内，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说着一种混杂异乡口音的西南官话。我的邻居是一家陕西人，说他们小时候是趴在羊下面喝奶长大的，这种狂野的体验，像极了罗马人的故事。
我虽然出生在四川，但我从小填写的籍贯是湖北，我的祖辈来自不同省份，周围的邻居来自北上广、河南、湖北、西北……从小的环境灌输了我“五湖四海”的观念，我现在说自己，很难定义是哪个地方的人。
G：如何走上的搭车之路？
X：学校当时的环境很混乱，我不想在里面混日子。
当时父亲在新疆修建天山公路。此前，高一的暑假，我跟随父亲在天山腹地的一个小镇待过一个月。一个哈萨克族的村子，跟着他们一起徒步、攀岩，那里的孩子真的在过游牧的生活。到了夜晚，年轻人去了舞厅，成年人在小酒馆里拿着冬不拉歌唱失去的爱情。这样的生活太酷了。
G：感觉自己可以很好地融入那里。
X：我被接纳了，他们很友好，不会把我当外地人看。后来，我开始搭车旅行，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重回那里。
后来，我换了一所高中，重新读完了书，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我一直在搭车旅行，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我已经习惯每个星期都要去爬雪山、徒步高原、穿越沙漠，也去过几个亚洲国家。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旅行摄影、写作了，为将来的大旅行做准备。
G：从旅行当中，你感受到了什么？什么吸引了你？
X：是路上见到的人。你看到有这么多人，他们原来是这么活着的，他们的生活和你完全不同，让我看到了人生的无限种可能。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很宽阔，它的人文历史、 自然环境，像一部很厚的书卷，我整个人像是被打开了。
G：“搭车”是一种怎样的旅行方式？
X：那个搭车友善的时代已经过了，至少我还见到过尾巴，但很多人没经历过，不理解，甚至有人在网上骂搭车客。每个人都旅行过，但就连旅行者之间都很难互相理解。现在我不建议别人搭车。
X：我的兴趣很泛，小时候热爱编程、写作、做动画，长大一些又对表演、音乐、哲学感兴趣。上大学之后，我开始流窜于各个高校，旁听过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课程，甚至有一位研究五代史的学者以为我是历史学专业的，想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
阅读使我能跨越时空跟不同的人进行对话，让我“认识”到那些有趣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语言、身份、阶层，跟旅行的作用一样。
G：2012年，你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对于你的身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专业。你为何学习法律？
X：一是受了外公的影响，他曾是西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法学学士；二是法学读起来相对宽松，我可以选择去研究印度宪法、中国教育制度，甚至去研究人类学。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走了弯路，相反我从里面汲取了写作的营养。
G：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
X：第一次摄影记不太清楚了，第一台相机是山寨品牌“komena”胶片机，13岁时在北京王府井买的，我用它拍了长城。
有时候一副画作或者混合媒介的作品，一桩建筑，一个雕塑，一部纪录片，甚至自然或街景本身，比照片给我带来的震撼更大。因为旅行的关系，身边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旅行摄影师，耳濡目染之下，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 胡同工厂，首尔。
G：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并拍摄到的画面？
在鹭梁津海鲜批发市场改造之前，我想把它记录下来。旧市场与东京筑底市场的命运相似，改造后的新市场已经矗立，旧市场即将成为历史。鹭梁津除了保留着老首尔人对海鲜美食的记忆外，还是许多来首尔奋斗的年轻人初来乍到的地方、考试院最为密集的区域，同时也有不少灯光昏暗的小歌厅，在高大密集的城市聚落中，这一块区域就像标本一样存在着。
G：摄影于你而言，承载着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
X：摄影只是表达的一种媒介，它和旅途中的文本、影像、音乐、票据、收藏、草图、绘画一样。媒介都有局限性，所以我的创作是复合的。
- 03 -
“我就像一只戴胜鸟。”
G：26岁，你开始围绕着某一大的地理区域，进行有计划性的“大旅行”，如历经217天、25500公里的环亚旅行。
《环亚旅行》中， Zahra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从出生的那天起，她就一直更换着住所，躲避着警察、流氓、小偷、种族主义者的骚扰。她说她害怕直视陌生人的双眼，那会让她产生不信任的感觉。……我们谈话的基础是不平等的，与我身体上的流浪方式不同，她是国籍上的流浪，是这个世界的流亡者。”
X：起初我只是一个倾听者，就像教堂里告解室的作用，我很容易跟自己的采访对象产生一种特殊的情谊，我很珍视这层关系，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有时候你会和一个陌生人说出同样的一句话，你们比较相似，只是没有意识到。
扎赫拉（Zahra）跟我就像在练习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持续了十年之久。2017年，我的书《环亚旅行》出版，扎赫拉的故事是其中一章；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返喀布尔，她逃离了阿富汗，这个故事还一直在继续着。
我觉得我在通过创作，窥视着一些人的人生。
G：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X：我去过很多战乱的地方，看到很多生活穷苦的人。我去采访他们，初心是希望能帮到他们，虽然能帮到的地方很少，但我一直在尝试。
旅行的时间久了，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磨难和痛苦，就更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和他们形成共情。很多旅行者的家庭很优越，人生一帆风顺，他们去到这些国家，不会去和当地人接触，像鸵鸟把头埋进土里。他们去过一个国家，唯一认识的人可能是当地的导游或朋友，看到的都是小红书、大众点评的内容。
我不是这样，我能通过自己人生丰富的经历，找到和他们的连接点，把自己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G：对他们的帮助，可以体现在什么地方？
X：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关心你，太难得了。我接触到的很多人，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新闻报道的关注，国际机构的关怀，但具体到每个个体，分到的关心又有多少？
最小的帮助，就是你能耐心去听别人的倾诉。很多人希望被倾听，希望能通过我，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还有一些时候，我能真正在现实层面帮助到他们。黎巴嫩大爆炸时，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家是一栋百年历史的房屋，全部被摧毁。我第一时间采访到他，报道出来，后续有人读到我的报道，对他给予了帮助。
而且，记录本身就有价值。
G：你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变成他们”？
X：我不喜欢刻意地去“采访”别人。
很多时候我采取的方式就是相处，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获取信息。我采访扎赫拉这么久，从来没有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采访过。有时候可能就是社交平台上的一张照片，里面就会有丰富的细节。
G：这样的人生体验，对你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X：在我身处的环境里，可能没有别人比我更恰当地去做这个角色了。
G：什么角色？
X：扎赫拉曾经形容我为“戴胜鸟”。在苏菲（Sufism）的寓言中，它是“隐形世界的使者”，走过海陆和陆路，飞过高山和深谷。
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是消息的传递者。当我听到一个故事，如果我不去记录，可能这个故事就没了。这种使命感是在我去过很多地方以后，慢慢出现的。在很多故事之中，我不止于倾听，我甚至会参与其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很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去传导的声音。很多媒体喜欢捏造事实，博人眼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把相对真实的东西说出来，不去迎合谁，忠于事实，忠于自己。
使命感的另一个方面，是让外面的世界能够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我去过的大部分地方，非洲，中东，西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很多年轻人都想了解中国，会问你很多的问题。不是说他们对中国有偏见，只是没有交流过。
G：经历过漫长的旅行，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和什么样的人接触，是否存在一个界限？
X：我设想过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种角色，但我无法预测他们什么时候来，就像我永远想不到，自己会在亚美尼亚出演一支广告，成为当地电视上的明星。这些偶然性，恰恰也是旅行这种生活方式带给人生的一种奇特体验。
我不会刻意去找人和事，形成我的文章。通常是他们“埋伏”在一个地方，等待着我的出现。我也经常遇到很多坏人，我当然不希望自己遇到坏人，但坏人依然有记录的价值。重点在于，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接纳这就是旅行本身、人生本来的样子。
很多人设想的是，当他开始旅行，手里握着一把宝剑，去全世界寻找他的宝藏——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G：在这个过程中，你接触到太多复杂的价值体系。今年你35岁，你对自身的认识是越来越模糊，还是越来越清晰？
X： 我始终是我自己。 旅行是保持开放的状态，而写作又需要相对封闭。 如果当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时，我都会强迫自己停下来。
很多人会在旅途中迷失。 我不会像很多人一样，看到一个壮丽的景色，就觉 得人生从此改变了。 我的心里通常很平静，不会受到环境太大的影响。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危险，我会很快调整自己。 因为如果不去调整，下一次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你必须不断去调整、挑战自己，否则任何一次溃败都会让你回家。
G：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停下来？
X：不到最后一刻，不应该放弃。我写《搭车十年》，里面很多曾经一起旅行的人，他们都下车了，都离开了我。但是车还在那里，我还在车上，我有自己的目标。
G：你的目标是什么？
X：创作，记录，帮助到别人。在这个过程里，磨砺自己。不管外界这么变化，自己能变得更坚强，人生更丰富。
“我们爬不同的山/ 在北面的崖壁上给彼此写信/ 而我不是一个人去流浪/ 我会爬上远处的山/ 找我们的营。”
这是《搭车十年》里的一首诗，而现在，我仍过着二十岁时的生活，对月亮、星辰、马蹄、波浪、波斯王冠、细密画中的故事充满兴趣。
这些年危险就像潮汐一样，每隔一阵子便会光临一次。习惯睡觉时蜷缩着行李，将手稿放在枕头下面，护照和现金抱在怀里，断断续续地睡眠。有一阵子我给自己定的最低标准就是活着，至少要等到作品完成。
出版是有周期性的，我的作品可能会经历五年到十年才能问世，我希望它不是一部生命力短暂的作品。对于创作而言，我仍然是一位年轻作者，许多人可能在35岁之后才慢慢步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就像尤瑟纳尔所说的：“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
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线，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所以我只能做到不放弃创作。
G：疫情以来，你的生活里是否依然有精彩的故事？
X：疫情对旅行的改变很大。我在去年9至12月没有离开过横断山脉，行走在“生命的避难所”高黎贡山与怒江沿岸——我的傈僳族朋友管它叫做“绝望的峡谷”，我和所谓的文明世界切断往来，真的快被人遗忘了。
我认识了一个住在山洞里的人，政府过来拆掉了他的竹棚庇护所，他就干脆只撑一把遮阳伞，一把伞总不能算是“违建”了吧。这不就是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故事的怒江版本吗？
这也是记录的意义。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依然会有一些不属于社会的人物，像《桃花源记》里写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G：感觉这个人和你还有点像，你们的生活方式都比较独特，甚至是动荡。
X： 我和他完全不同。 我还在社会当中，他已经被社会抛弃了。 你会觉得我的生活动荡，但我周围的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比我动荡得多，我这不算什么。
G：参照系不一样。
X：对。
G：你是否会把遇到的人当成一面镜子，反思你自己？
X：如果看到每一个人我都要反思的话，我自己就碎了（笑）。不必从每个人身上得到一个对自己的答案，这也没有必要。
G：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X：在为人处世上，我不会带有太多的目的性，比如我和你做朋友，不是说我觉得你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给我来一个采访（笑）。我记录一个采访对象也是如此，我只会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这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
同时，我的性格也比较多变。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捕捉信息的时候，我会很敏感，但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我又会变得很冷静——我好像随时就可以调整，这种个性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G：最近是否有新的旅行计划和出书计划？
X：《地中海记》。 计划其实从我完成第一段地中海之旅（2013）之后就开始了，第二段地中海之旅（2018）也已经结束，我按照古罗马时期的旅行方式——陆路走完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前后的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 期望这一部 书能够尽快完成和出版。
G：期待你的新作，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 塔吉克少女，塔什库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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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编辑 | Geethan
图片提供 | 丁海笑
往期无忌月赛评委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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