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人头盖骨发现95周年，也是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120周年诞辰。
95年过去，读到裴文中曾亲笔写下的当天发现的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心潮澎湃：
“到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多钟，挖掘到那个发黑圆圆的东西处，原来是个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它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洞中光线不足，我们点上蜡烛继续工作。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还没有挖出来，我怕放在野外不安全，所以一定要在当夜把它挖出来。其实这个头骨在荒山野地已经有几十万年之久，再多放一夜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当时我心情激动，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挖出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天色更黑了，我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我知道这样做是危险的，但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能不这样做。果然拿撬棍用力一规，把头骨撬下来了，但经这一震动，头骨的一部分破碎了，我感到很可惜。然而这个失误，却使我知道这个猿人的头骨有十毫米多厚，要比现代人的头骨厚得多。”
北京人的发现地位于北京西南约50千米的房山区西山，考古上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叫“猿人洞”。北京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它把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万年。1936年，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3个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周口店成为世界级的古人类学圣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人头盖骨在战乱中消失无踪。一同消失的还有同样在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化石。之后虽然在这一地区又有一些新的化石发现，但都比不上最初发现的那些完整。
因为被写进历史课本，北京人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古人类。此外还有元谋人、蓝田人，以及山西的丁村人，广东的马坝人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般公众对于“古人类”的基本认知体系。那么，从北京人被发现以来的95年里，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哪些重要的古人类发现？北京人在世界古人类谱系中的意义究竟如何？此外，在岭南，在广东，古人类的分布与发展又是怎样的呢？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法军。
古人类学“天团”合作的世界级发现
李法军说，其实早在北京人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更古老的人类，比如印尼的爪哇人，当然还有比北京人年代稍晚的欧洲尼安德特人。可是都不足以去撼动或者是增强大家对非洲起源的认识。爪哇人化石确实是非常古老，甚至可能比北京人还古老，可是没有地层，是在河床上捡的，冲积下来的。所以它到底是属于哪个堆积里的、什么时代的，说不清楚，只能判断一定是直立人阶段。
但北京人的发现不一样，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框架，汇集了当时全球最顶尖的一批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它是十几个人的团队的合作产物，每发现一个（头盖骨化石）就会被及时用当时最科学，现在看来也是最厉害的复制手段高精度复制下来。所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用的都是复制的模型，被认为是可信的、可用于研究的”，李法军说。而且当时对于化石的研究，像魏敦瑞等做的分析都及时记录下来了，很大程度弥补了真实化石丢失的缺憾。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可信度极高的团队，又有了明确的科学发掘的过程和记录，让北京人的发现和发掘变得非常权威而精确。
在北京人之前，人们一直以为除了非洲，其他地区不可能有直立人。但北京人确确实实地告诉大家，东亚地区在那个时代就有那么多的人——有5个相当完整的颅骨——因此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非洲起源论。于是所有的目光这一时期都转向了周口店。
另一方面，北京人的发现和发掘也伴随着中国学者的崛起。在周口店的发掘最早的时候是由欧美的学者来主持，渐渐地翁文灏、丁文江等中国学者开始作为重要的参与，到了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就完全由中国人进行主持了。出了这些头骨化石之后，当时上海等地的报纸都有超大幅的报道，“就不是说仅仅现在的中国人引以为豪，当时的中国人就已经非常自豪了。”李法军说。
北京人周口店一带发现的古人类遗物数量很大，数以10万计，内容超级丰富。除了北京人，还包括山顶洞人、田园洞人，等等。这说明这个地点曾经在数十万年间都有人类生活，而且证据全部通过一层一层的堆积存留下来。随着研究的视野的扩大，现在看华北地区，比如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等旧石器地点，有可能是北京人早期的居住地，或者是他们的祖先。也许北京人就是从泥河湾迁到周口店，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国有连续上百万年的宝贵古人类材料
李法军说，在北京人之后，还有很多陆续发现的中国古人类值得关注。当中最新发现的就是郧县三号猿人，“它保存非常完整，从一号和二号的基础上，在同一地点同一个地区又发现同一时期的古人类，尤其是直立人阶段，有助于我们去更加深刻和全面认知我们的直立人阶段的进化的原貌。”
他说，随着现在的科研技术的提升，比如高精度扫描，特别是工业级扫描技术的应用，相信三号猿人的整体样貌一定会被重建。未来包括北京人，南京的汤山人，广东的马坝人等等，可能都会被统一进行深入的对比和研究，让公众知道中国不仅有重要的周口店遗址，还有不断的出现新的化石证据，以及还有很多未知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木榄山智人洞，在广西的崇左。它只有一个下颌，但下颌上体现出了一个颏隆突的形态，有没有颏是界定是不是现代人的重要的依据，“早期智人都没颏，你要把马坝人下颌找到，他一定是不带颏的或者只有微弱的形态。”那么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这块下颌骨化石的时间是在距今11.3万年左右，也就是长久以来单一地区起源论所坚持的现代人在非洲出现的时间，“现代人刚在非洲出现，东亚地区同时间就已经有现代人了，难道说是因为跑得很快，没几天就过来了，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对现代人的单一起源论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就是田园洞人。虽然从形态上看，尚无法了解它与周口店当中其他古人类，特别是山顶洞人——它俩年代相同，都是晚期智人阶段，而且山顶洞人的化石也全消失了——的关系，但到距今只有3～4万年的时候仍出现了人类的灭绝种，重要性是说东亚地区即使到了晚近的时候，依然存在极高的多样性。这说明当时在这一带古人类的分支很多，多样性很强，是一个演化中心。而且我们也会进一步想：是不是到1万年左右还有差别？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这种南北方差异最早的源头在哪？
此外，蓝田人是目前中国直立人阶段化石中年代较早的，稍晚于元谋人，距今约163～115万年左右。而元谋人虽然只有两颗门齿被发现，但恰恰这两颗门齿显示了与现代中国人相似的铲形门齿。铲形门齿是东亚地区现代人的主体特征之一，现代有铲形门齿的中国人高达百分之九十几。中国目前发现的几乎所有直立人到早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门齿都是铲形，而同期的非洲、欧洲出现率极低。
还有夏河人，体现了古人类的多样性，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消失的古人类。他们对于高原的适应性对我们寻找高原人群的祖源问题有直接帮助。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连续上百万年的化石材料、人骨材料的累积”，李法军说。非洲、欧洲的古人类材料也很丰富，但需要多个国家“打包”到一起。同时中国大地上人们的交流互通不是近现代才有，而是可以远溯到史前。范围也辐射到了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等地。
岭南地区古人类发现也很重要
在岭南地区，古人类的发现同样丰富。“我觉得广东应该跟广西一起看，它毕竟是一个大的地理单元，然后还有一条母亲河在这联系着，它这种流动性应该是相当强的”，李法军说。
他说，两广地区，包括广东马坝，广西柳江、百色等地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遗址群。这些遗址年代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了石器加工技术的趋同性，同时在年代上也有明显的连续性，体现出一种区域的统一性。两广地区众多的史前时期的重要遗址出土了大量丰富的人骨，比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顶蛳山、崇左冲塘等，广东也有石峡、鲤鱼墩、青塘、金兰寺等重要遗址。
广州增城金兰寺出土的40多具古人类遗骸很有代表性。他们大部分处在距今4500~400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我们在金兰寺发现的遗骸主要都是仰身直肢葬，可也发现了两具史前的屈肢葬。丧葬传统是很难改变的。如果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两种葬式，说明这里的社会很可能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在距今5000年以前，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等地流行的都是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则可能和大汶口文化以及东南沿海人群的互动和流动有关。这当中也能让我们看到北方人群的南下过程，体现出当时珠三角一带多元的文化环境，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华南史前的人实际上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渐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但再往西仰身直肢葬风俗的人过不去了。李法军说：“所以后来我说这里（珠三角西界）有一条文化的终止线，我给它起个名，叫‘华南线’。我提出了华南线假说，它是一个动态的线，从东南沿海和东南地区内陆两个方向逐渐往下推，推到珠三角停了。可是在这地方具体是怎么融合的？过去我们回答不了，现在我们金兰寺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了。”
还有英德的青塘人、广州的南沙人等，慢慢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构建起从大概距今1.3万年到3000年的一个岭南古人类的谱系。3000年以后看哪儿呢？看广西的岩洞葬，那是东周的，有大批的人实际上是跟现在的当地人，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百越等一些人群的后代，能够直接地进行对应，同时又不断有外来人口的介入。
“所以我们说什么时候广东人变得复杂了，在史前就已经复杂了，并不是现在的事，只不过它的融合的程度和强度不同而已。我们都说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一下子外来人口增多了，可是我们看到考古证据里边，难道在秦汉之际不多吗？（秦军征岭南）那么多人都来了”，李法军说。陆贾来南越的时候，赵佗款待他的就是蜀地的蒟酱，还对陆贾说通往那边的道路很畅通。其实在东周甚至史前就是如此了，“古人类迁徙的能力是相当好的。”
延伸阅读：有关“北京人”的争议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北京人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李法军告诉记者，“对于中国古人类的整个宏观进化和微观演化，以及它在世界人类进化史上的系统地位，其实争议还是非常大”。
李法军说：“它体现在从直立人以来，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直立人是否有一个连续的进化的历史真实。引发出来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现代人起源，就是到底是从非洲来的，还是由我们直立人阶段的某一支，或者部分的古人类连续地进化下来。这就是吴新智先生之前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古人类学者来说——并不是全部——比较明确地支持连续进化的假说。国外与吴新智先生共同提出多地区起源论的那些先生们，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一些古人类学者，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但还有很多古人类学家，以及基本所有的遗传学家，都支持非洲起源论，“也就是否定了包括北京直立人在内的所有中国直立人的系统地位，即演化成今天中国人的这个系统地位”，李法军说。
按照目前比较通行的划分方法，被确认的最早的人科成员是南方古猿，出现于约450万年前。大约200万年前，能人，以及一部分直立人开始出现。到距今31.5万年左右，目前发现的最早智人也在北非诞生了。
李法军说，在直立人是从非洲起源这一点上，单一地区起源论和多地区起源论双方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有几次比较确凿的人类走出非洲的证据。但非洲的早期直立人在进入东亚以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出现争议了。持单一地区起源论的人认为，那个时候来的直立人后代进入到全球范围内晚期智人阶段的时候，被在非洲出现、迁到东亚的一些晚期智人给灭绝了。也就是东亚地区现代人都是由距今20万年左右的、从非洲走出的晚期智人逐渐扩散以后形成的结果，跟东亚地区的直立人，包括北京人或者他的后代，也就是东亚地区出现的早期智人没关系。
但包括吴新智先生在内的一批老一辈的古人类学家，以及一批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学者，依然是确信是那些从非洲走出的早期直立人进入到东亚，逐渐散布开来。李法军就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列举出三条证据链来说明。
首先是化石证据。直立人之前的古人类，在中国暂时还没有确凿的化石证据。但是中国南北都发现了一系列距今大约200万年的旧石器遗址，比如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又如所谓的“巫山人”。到了稍晚阶段，中国比较早期的有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新近在湖北发现的郧县人等，年代都在距今百万年左右。吴新智先生还总结出了16条一直在现代东亚人，在中国人身上还体现出来的特征，“从北京人那个时候开始，比如说铲形门齿，以及颧骨缘结节、颧骨扭转等特征一直在直立人身上高频出现，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身上也高频出现，更不要说现代中国人了。这种连续性的特征一定不是外来基因介入的结果，而是有一个连续进化、微观演化的累积造成的。”
第二个证据链就是旧石器。在中国发现的上千处旧石器阶段的史前遗址中，总体来说在国际上认定的旧石器的三个大的重要发展水平——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里面，基本上都是处于模式一的，就是简单的打制石器，并没有出现如阿舍利、莫斯特那种更加复杂的工艺水平。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约20万年前在非洲已经都超越模式三了，从非洲走出的晚期智人一定是带着先进工具扩散，怎么会灭绝了东亚的早期智人以后，反而采用了更为落后原始的工具呢？
第三个证据链就是基因的。遗传学者为什么普遍支持非洲起源说？因为他们是基于现代的基因检测的技术、理论和模型，底层是单线进化的模式。而古人类和旧石器不一样，呈现的是多样性。遗传学方法在近来也确实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可能有更古老型的古人类，没有后代了，但他事实上存在过，或者融合过，只不过没有检测出来，那我们不能说那个时期没有那样的古人类，“最典型的就是丹尼索瓦人，以前都不知道。（认为）除了尼安德特人和东亚的早期智人，没有第三种早期智人。但是丹尼索瓦人出来以后大家意识到不对哦。我们的夏河人出来以后也是被认为和丹尼索瓦人有密切的关联的，侧面说明丹尼索瓦人在东亚生活得一定是很久远的。他从哪来？以前大家都没有发现线索。把他的遗传基因测出来以后，遗传学家才发现现在欧洲人、亚洲人身上都有。”所以综合来看，现在遗传学解决不了祖源的问题。
“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认说单一地区起源说，或者是多地区起源说哪个更具合理性，但从现在的证据链，至少可以说，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包括东亚地区人的起源问题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甚至更加复杂，超出我们原有认知”，他说，这种复杂性反而增强了东亚地区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可能性，不能完全否认北京人到当代人的连续演化的过程。特别是随着一些新的材料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包括古DNA的学者们都在反思东亚地区的情况，是不是跟非洲和欧洲见到的情况不一样，有自身的独特性。就如中国科学院付巧妹研究员他们做了同样在周口店发现的、距今约4万年的田园洞人的DNA之后，发现他不属于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现代人的类型，而是一种绝灭的非常独特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