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知情录》三部曲：尹家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
《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
《红墙知情录(三)——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
新中国成立之后，洪水的祸害并没有减弱，相反却有上涨的趋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次次地来到长江、黄河及其支流的堤岸上，对着波涛汹涌的江水，发出种种感叹……
十三陵水库劳动的象征意义
下午1时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集合。说到体力劳动，大家都很高兴。要劳动就得有个劳动样。他们几乎都戴上草帽，穿着布衬衣，脚蹬老布鞋，依次上了几辆大轿车。
快开车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毛泽东扶着车门，走了上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一摆手：“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他朝车后面的空座位走去，靠窗坐下。
1点40分，五辆大轿车朝十三陵水库驶去。
毛泽东抽着烟，朝窗外看去。车窗外，一片片棉花地、玉米地、豌豆地朝后掠去。毛泽东对坐在旁边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说道：“看来有点旱意了。”
刘仁点头：“是有点旱了。”
“有没有水浇地？”毛泽东又问。
“路西有水源，修了引水渠，所以农作物长得好一些；路东水源缺，农作物就长得差一些。”他告诉毛泽东，十三陵水库修成后能灌溉30万亩农田。
毛泽东点头称是。
车子一直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工地总指挥部门前的广场。只见工地上人山人海，打夯挖土，小车穿梭，口号此起彼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下车，便有眼尖的惊喜过望，大喊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顿时工地上掌声如潮，人头攒动。许多人放下手中的活，驻足观望。靠近领袖们劳动的地方，大多是解放军战士，虽然大家都很激动，但秩序井然。只有当毛泽东要问什么，他们才说话。
毛泽东登上水库东墩台观看水库全景，问工地政委赵凡：“是不是能保证在洪水到来以前修成？”
赵凡很有把握：“能，一定能如期完工。”
毛泽东又问：“有多少人在工作？”
“有10万人，每天运5万方土到大坝上。”
下了东墩台，毛泽东、周恩来等走进工程指挥部。这是一座普通的木板工棚。天气燥热，加上人多，不一会儿，毛泽东额上便渗出细汗，白衬衣也被汗水湿透。他坐在一张木板钉的凳子上，听工程负责人汇报水库进程情况，桌上放了一个大沙盘。
“大坝在什么位置？”毛泽东指了一下沙盘。
水库总指挥指着沙盘说：“就在这后山坡下面，离这儿很近。”
“大坝到20公尺没有？”周恩来问到工程进度。
总指挥报告：“近来水库工程进展很快，前几天每天上坝三万方，接着提高到四万方，昨天突破了五万方，坝身最高处已经超过了20公尺。”
毛泽东喜欢这种“跃进”速度：“坝长得真快呀。”
朱德问：“坝要多高才能挡住洪水？”
杨成武回答说，20公尺就可以了。
毛泽东问：“水库蓄水后，会不会淹掉村庄呢？”
“会淹掉一部分村庄。”杨成武答道，“但是这些村庄已经做好了安排。”
毛泽东点了点头。
有人拿来了纸墨，想请领袖们题词。
毛泽东坐到桌前，欣然执笔，问：“题什么词呢？”
在一旁的杨成武说，就请主席为十三陵水库题词吧。
毛泽东饱蘸浓墨，一连写下五六幅，然后从中挑了一幅。“十三陵水库”五个字苍劲有力。刘少奇和朱德分别写了“劳动万岁”和“移山造海，众志成城”；周恩来似乎还没有从八大二次会议的气氛中解脱出来，谨慎地写了一遍“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题词之后，毛泽东一行人开始义务劳动。毛泽东和彭真一起，手执铁锹铲土；周恩来站在民工队里往大坝上传土。装筐的民工有意少装一点，周恩来开玩笑地说：“都装这么少，大坝什么时候才能长起来呢？”他看到附近有四名女同志正在挑沙子，就走过去，拿起扁担，问：“我跟你们挑行不行？”还没等她们回答，他已经将柳条筐担了起来，颤颤悠悠地朝大坝奔走。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也都和群众一道，打夯的打夯，挑土的挑土，平地的平地，不一会儿都干得汗流浃背。毕竟他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尽管他们劳动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但还是体现了毛泽东不要脱离群众的意愿。他在这次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强调过：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主要是锻炼思想意识，也可锻炼身体，增长知识。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工地上劳动了一个小时，傍晚6时40分，仍乘几辆大轿车返回。
6月中旬，周恩来在国务院查问各部部长们的劳动情况，大家都说工作忙，参加劳动不多。周恩来说：我们一起去。他以60的高龄，高擎红旗走在头里，带领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再次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负责人赶快迎上来，说：“我们欢迎首长们……”话没说完，周恩来挺认真地纠正他：“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王震也是个好开玩笑的人，接着说：“现在你是首长，我们都是你的部下。”他们还住在一所学校里，每天下午3点，徒步八里走到工地，开始劳动到深夜11时才收工，回到宿舍已过半夜了。晚饭送到工地吃，周恩来坐在锹把上，一手捧着碗稀饭，一手拿着烙饼咸菜，吃得分外香甜。当天晚上，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主席：今天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去的人数300多，内部长6人，副部长、副主任64人，部长助理50人，司局长级干部174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将有300多人，将于6月22日前往。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的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
5月25日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阅读彭真送来的材料时，写信道，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而在建设中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当功不在禹下。其实，在共和国的历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功盖大禹的人物，因为他们从开国之初便下大力治水。
第一章 领袖们治水如打仗
毛泽东批转报告给周恩来，要根治淮河
1950年夏天，安徽连降暴雨，淮河泛滥，淮北地区受灾惨重。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这封电报的毛泽东紧锁眉头，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两天以后，周恩来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灾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急得省领导曾希圣等人连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到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员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呼呼地扇着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读第二篇电文，左手夹着烟，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颤抖的横线，叫秘书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来。当他把电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时候，田家英看到毛泽东眼中饱含着热泪。他吼了一声：“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泪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语表达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
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了三份淮北地区受灾报告给周恩来，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为了一个大国穷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批转了大量电文给周恩来。不仅农村的灾荒，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很伤脑筋。秘书室曾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失业问题。
领袖们的眼前，时常晃动着成千上万双乞讨的手，哭诉的眼睛……
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分两头部署，一头抓救灾，一头筹备召开治淮会议。救灾进展比较顺利，而治淮会议却遇上难题。
他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到会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的负责人。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先搞清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同志们，不对呀，不知你们发现没有，上下游的水文资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师们坐在周恩来身旁，天热，大多数人都穿着衬衣，不停地摇着扇子。
《治淮方略》的总图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大家都蹲在图周的地上，周恩来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的注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为使汇报准确，专家们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听周恩来一说，他们更加仔细地埋头看着图表，也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向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这是针对资料误差，做出的假设。”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会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理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淮河两岸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噬，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外加土改、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浚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起草小组的几个人，也是对周恩来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李约翰等：《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治淮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条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销；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毛泽东走在黄河大堤上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水利问题。1952年10月底，他决定去视察黄河。随行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部门首长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民族资本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烛尘等。当时全国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斗争激烈复杂，社会治安不好，时常有坏分子搞破坏。所以毛泽东出巡前，周恩来总要反复叮嘱保卫人员要注意主席安全，主席行踪要严格保密，夜间要宿在船上或专列上。出门要戴上口罩等。毛泽东本人并不在意，但警卫人员却很紧张，生怕发生不测。这倒不是人为紧张，的确有些险情。比如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南巡到武汉，又乘船经安庆，到达南京。在南京时仍住在船上，陈毅、柯庆施、张爱萍等上海领导人，专程赶到南京，上船向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本来打算去上海，因为有事，在南京多待了两天，就在这两天内，国民党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了上海。毛泽东立即改变路线，迅速返回北京。很明显，是有人向台湾方面通了气。后来公安部门查到潘汉年头上，把他抓了起来，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大错案。
专列到达徐州车站，缓缓停了下来。毛泽东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走出车站门口，登上等候在那里的汽车。
汽车载着毛泽东去察看黄河故道。到了云龙山，毛泽东登上山冈，极目远眺。陪同的地方领导向前方指了指。毛泽东顺着他们的手势，眯起双眼，用力探望，微笑开来：“哦，那就是黄河故道。”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兰封车站。
距专列约一二里处，有个小山村。正是清晨，薄雾正在消散，农家炊烟已袅袅升起，鸡犬之声偶有相闻。踏着晨露，毛泽东向小村走去。打谷场上有老少两人，都穿着北方农民那种黑夹袄，像是父子。他们知道来人是“大干部”，但没有认出是毛主席。毛泽东和他们交谈起来，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年轻的庄稼人脸上露出笑容，把夹袄折得更紧些，早晨有些凉。
“这里土不行，盐碱地多，有的庄稼长不好，收成也不好。”老些的农民一边回答，一边琢磨来人的意图。
毛泽东又问：“够吃吗？”
“还行。解放了，劳动为自己，只要精耕细作，口粮准够。”
“要改造盐碱，低洼地，粮食产量一定能提高。”毛泽东顺口说道。
老些的农民听得认真，有些不信：“能行？”
“能行。”毛泽东肯定地说，而后向农民简单通俗地讲解了治沙、治盐、治碱的办法。两个农民颇为惊奇地注视着面前这个说湖南话的“巨人”，不住点头。但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离开“具体”，说出面对全国农民的话：“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要大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的工程。”
也许两个农民始终没有或者很快就知道对他们说话的是谁，但那一刻，他们的脑子里转的更多的还是翻淤压碱、造林固沙的细节，穿制服的大干部也懂庄稼活？!
握手之间，毛泽东已迈着大步，走过打谷场，朝一个土山坡走去。土坡上面是块平地，住着几户人家。一掀那块打着补丁的棉布帘，毛泽东一猫腰钻了进去。屋里黑洞洞的，从外面进来，好半天才看清里面是个大土炕，还有锅台，在锅台原先贴灶王爷的地方，贴上了一张挺新的毛主席像。看得出，这肯定是个翻身户，也是省里的领导特意挑选的对象。
毛泽东在屋里唯一的一张长板凳上坐下，和坐在炕上低头掰玉米粒的老太太聊起来：
“你家里的其他人呢？”
“儿子当兵去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着，手里不停地脱着玉米粒。
“还有什么人哪？”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
“打得粮食够吃吗？”
“打得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看来女主人不善谈，眼睛也没离开过她赖以生存的玉米棒子。毛泽东抽完一支烟就告辞了。
出了黑屋，毛泽东又顺着原路下坡，李银桥和另一位副卫士长孙勇急忙过来搀扶。就在下坡的当口，从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吆喝：
“毛主席，您来啦!”
众人一惊，都回头去看：原来是一个瘦高个儿的老年妇女，站在土坡边沿，情绪有些激动地朝着这边张望，那一声喊，颇有些情不自禁。
毛泽东也驻足回首，脸上露出笑容。他干脆回转过身，向老人上下摆了摆手。老人看清了打招呼的人，快活地扬起双手，脸上满是笑。忽然她又说了一句话，把大家带进云里雾里。她在说，又像在问：
“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人们愣了一下，包括毛泽东在内，又哄堂大笑起来。看来，在当时许多与外界联系不多的乡村里，总是把毛泽东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罗瑞卿笑够了，冲大家说了一句：“哈，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于是人们笑得更响了。
回到专列上，毛泽东吃过早餐，就请治黄委员会的负责人汇报治理黄河的情况。然后又驱车来到黄河南岸的东坝头堤段。这里的堤段宽阔，堤面上堆了许多备用的土方。防汛人员正在检修堤坝，民工们三三两两在抬土、打夯。有几个技术人员手持一根三米长的钢棍，正向堤面深部刺下去。毛泽东不解，问治黄负责人：“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治黄负责人立即招呼一位工程师模样的技术人员过来：“你给毛主席汇报一下，这是在干什么。”这位技术人员有些紧张，一边模仿打洞的动作，一边报告说，这是在探鼠洞。因为鼠洞是黄汛期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鼠洞多了，洪水一来，灌进鼠洞，堤面就会软化下塌，导致决堤。
看来这不是件小事。毛泽东更加详细地询问：“怎么个检查法呢？”
技术人员又就近招呼一个正在探洞的工人过来，接过钢棍给毛泽东做示范，边做边说：“我们用双手将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如果遇到鼠洞，就有空空的感觉，这样来回地刺……”
“知道有鼠洞，又怎么办呢？”毛泽东兴趣不减。
“有鼠洞我们就将钢棍刺入的洞搞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灌进去，让它填满。这样来不及逃走的老鼠就会被浇固在洞里，水泥一干，也就加固了堤坝。”“好，我来试试。”毛泽东说着，从技术人员手中接过钢棍，把袖口一卷，就试了起来。看来这个活并不费力，不到两分钟，毛泽东就在堤坝上打了一个洞，有一米多深。毛泽东提拉几下：“可以，这个办法简便易行。”他表扬了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满脸泛红，说话也自然多了：“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还来我们这里取经呢。”
毛泽东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张望，用手指了一下，问身旁的人：“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西坝头。”
“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是在哪决口的？”来此之前，毛泽东看过有关黄河的历史资料。
“就在这东坝头。”治黄领导肯定地说。
毛泽东到达开封，转乘汽车来到了柳园口。他站在堤岸上，向远处眺望，隐约可见的开封古城尽收眼底。而这里河道的水平面竟与开封铁塔处在同一水平位置。这就是悬河。防汛人员讲，此处堤段如果决口，水的落差有10米之巨，黄河如在此决口，那整个开封古城将被埋在滚滚黄水之中。
黄河是一条四季分明的河。基本上是夏涝冬枯。而秋风秋雨之时，无数文人墨客会聚此一吟愁绪。其实此时的黄河是惊心动魄的。它在咆哮，在疯狂，一股脑儿向人间发泄着。随着滚滚黄流奔腾而下，毛泽东自然想到古人，随口吟哦道：“黄河远上白云间……悬河原来如此。”
陪同的治黄负责人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是黄河防汛最重要的地段。全国解放后，还没有发生过大的险情，我们也决不会让它重演历史上的惨事!”
毛泽东看见这里防汛人员的住处就建筑在堤坡上，大有与河堤共存亡之势，信服地点点头，又问道：
“历史上，这段黄河在最大洪峰时，流量是多少？”
陪同的领导说出一个巨大的数字后，又补充道：“清王朝时，有个民谣，描述过一次大洪水的情况：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可见洪水之大。”
毛泽东倒背着手，不再言语。秋风轻轻掠过他的黑发，吹起他眉间的一层层忧思……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忧患的河。千百年来，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出发，将十几亿吨的泥沙携带而下，许多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黄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多少代炎黄子孙，曾将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终都落得个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五星红旗升起之后，领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大略几起又几落，他无法像面对淮河那样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言，而只能嘱咐一声“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他的心情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王化云说：“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子了。”说得王化云也笑了起来。
毛泽东呷了口茶，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用1000年是可能的。”王化云是极力主张修大水库的，他很希望毛泽东此时能拍板定下来。
但毛泽东在大事上是谨慎的，在没有弄清利弊关系之前，他不会轻易拍板。他的提问却使王化云始料不及。毛泽东问：“那么1050年怎么样呢？”
“这……”王化云搔起头发，脸上红了一下：“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发出一种胜利者的笑声：“恐怕不到1000年就解决了。”他抽着烟，思路又回到现实，问：“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回答：“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我也主张移到东北。”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说：“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够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回答：“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再次陷入沉思……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家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三门峡的矛盾还是不少。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别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尽管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三天以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来三门峡改建时，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水这种变化无常的流体，给人类造福又造孽。即使像三门峡这种工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已经是慎之又慎，在进行之中，还是出现过不少问题。许多问题无法预料，人们只能遵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哲理，走几步跌一下，爬起来再走。
毛泽东在巡视三门峡时，曾担心泥沙过多而使水库成为泥库。这种担心成了事实。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了“御状”。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到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把王化云找去。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这次会议原定1964年10月召开。10月15日深夜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16日下午，中国西部上空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这是历史相映成趣的一天，一个“上天”，一个“下台”，两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世界形势是否会起变化？毛泽东说且慢，他让周恩来先到莫斯科去摸摸底，观察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的希望。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然而，正当周恩来准备继续与苏方谈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11月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上，正当周恩来向一些苏联元帅走去的时候，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劈头盖脸地对周恩来冒出一句恶语：“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周恩来一愣，很快猜出他的用意。因为在场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记者，周恩来有意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不肯罢休，进一步恶意挑动：“不要让任何鬼来妨害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害我们的关系。”周恩来闻言大为不快，但在这样的场合不便与他理论，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和别的元帅交谈。而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喋喋不休：“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搭理他，又跑去跟贺龙元帅纠缠，说得更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反驳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马利诺夫斯基还说了一些极端粗鲁的话，攻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遭到贺龙的严斥。有感于此，中国代表团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第二天，当勃列日涅夫等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时，周恩来就昨天的事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并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周恩来严辞驳斥：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挑衅，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来当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岂敢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11月14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率数千群众迎候。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紧紧握手，而后绕场一周，向群众致意。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央汇报此次访苏情况。
治黄会议因此延期。直到12月5日，治黄会议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召开。这是治黄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他对与会人员说：“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其间他要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又要处理外交和内政，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抽空参加治黄会议，有时实在分不开身，就委托别人组织继续开会，他派秘书来听。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字念错了……”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四派之争，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具体意见。1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周恩来问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道：“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
毛、周合力，荆江分洪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其中下游的水灾又极为严重。说到新中国的治水大业，不能不说长江。
让我们再回到建国之初：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毛泽东仍安排召见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问题，周恩来、刘少奇在座。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局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由于穿峡谷奔腾而至的长江，到了平原地段，河道弯曲平缓，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如果大堤决口，巨大洪峰将以高出地面10米以上的水头倾泻而下，荆北广大地区将成一片泽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当地流传一句口头语：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了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1950年淮河大水，周恩来就联想到荆江。8月份，他在召开治淮会议时，就请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着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在年初勘察汉江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邓子恢将这个设计方案递到毛泽东面前，又将荆江的近况和林一山的草案制定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看过工程设计书后，又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他问邓子恢：“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不过，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呐？”
“这个我还说不太清楚。”邓子恢虽然答不上来，但他早有准备，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正在住处待命。邓子恢立刻派人问林一山。
林一山说得很肯定：“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工程方案。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会议，将荆江防洪工事列为重点。周恩来特为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于这个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就存在着舍南保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正是担心这一点：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周恩来重视两湖的意见，他给邓子恢写信，说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他希望邓子恢向有关领导说明，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完，他把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叫到政务院，让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这一戴帽、加埂，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将信转给了周恩来，请他着手解决。
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个荆江分洪会议，会议只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又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意见是一致的。但湖南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仍有顾虑。
2月20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到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细心地听着各方反映的情况，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而后话锋一转，变得严厉起来，问道：“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刚才还比较松弛的会场一下紧张起来，谁也不说话，也不张望，在心中默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周恩来的目光几乎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并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周恩来唯独没有点湖南的名，旨在化解矛盾；湖南的同志心里自然明白。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情况，到1954年中央准备撤销全国各大区局时，对撤不撤中南局，一向果断的毛泽东颇为犹豫。两湖因水利问题顶牛远非今日始，在清朝就专门设置过两湖总督加以协调，甚至还设置过湖广总督，统辖两湖两广，看来也自有其道理。如果把中南局撤了，两湖之争谁来协调？毛泽东把邓子恢请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中南局相当于湖广总督吧，别的大区都撤了，如果把中南局也撤了，留个小中南局，留个两湖总督行不行？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解决两省矛盾行不行？”邓子恢摇了摇头：“中南局这个湖广总督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两湖总督更不能解决问题!”邓子恢是个敢于坚持意见的人，要不，也不会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和毛泽东发生那样大的分歧。毛泽东想了想，觉得邓子恢的话也有道理，便摆了摆手，说：“那就算了吧，不设两湖总督，以后出了问题，叫两湖负责人和林一山都坐飞机来北京，到北京解决问题。”
2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29日，周恩来就荆江工程决定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其他领导写信，详细说明部分修改的经过和依据，并于31日正式公布。周恩来还特意在这份文件中“保证完成”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南军政委员会于4月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工程于4月5日全面开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周恩来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物资器材，并征得毛泽东同意，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约六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当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把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批阅彭德怀从朝鲜报来的最新战况，面对国共两党的两名战将送来的喜讯，毛泽东有一种重返战场、四面出击的欢愉，更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工程开工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了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同志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工，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一封封电报飞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手里。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得知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再次挥毫致意：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三峡，领袖的焦虑与梦想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在忙于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会议，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此次大水虽经荆江分洪，减轻了灾害，但仍有4755万亩耕地受淹，受灾人口达1880万人，死亡33万多人，京广铁路停运百日之久，“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周恩来回国后一面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一面指示长委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治本之策。
1954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乘一列火车南行。专列到达武汉时，林一山被请到列车会议室，领袖们要向他了解长江三峡水利问题。毛泽东打趣地说：“啊，又见到我们的长江王了!”他开起玩笑：“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火车轻微地摇晃着，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林一山与他相对而坐，刘少奇和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党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透过飘散的烟雾，毛泽东望着林一山，继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答道：“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到工程规模，和美国相差不多。因此，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相信苏联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因为丹江口工程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开发三峡的设想，最早是孙中山在1918年提出的；1936年奥地利人白郎都也提出过；林一山提到的萨凡奇，在1944年研究并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但这些设想都因政府腐败，经济凋敝而成了纸上谈兵。
周恩来问林一山：“你认为布可夫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林一山回答：“有些专家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态度恶劣。布可夫是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专家，对我们比较客气，比较民主，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不过，我们头两年向他们学习，过两年我们就能超过他们。”
领袖们都笑了。他们欣赏林一山的志气。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颇有一些忧虑：“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林一山作了描绘：根据外国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但这里岸边的勘探表明，最深的风化层只有30米。在三峡河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毛泽东向刘少奇解释什么是片麻岩：“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不知不觉，火车已经到了湖北广水车站，外面已是黑漆漆的深夜，周恩来抬腕看看表，站起来对林一山说：“谢谢你啦，汇报完了，你可以回去了。”
林一山刚要走，毛泽东招呼他：“不要走啦，我们聊聊天吧。”毛泽东毫无困意。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便走，又继续聊了起来，因林一山是从东北进关的，便谈起高岗，而后又转回到长江，以至于美国。毛泽东海阔天空地问：“你看，美国就国家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
林一山：“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互有所长，我国还可能稍优于美国。”
毛泽东喜欢别出心裁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
林一山做了简单的比较，毛泽东频频点头，并补充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快，除了美国的天然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的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眼看东方已经露白，远处传来农家的鸡鸣声。周恩来担心毛泽东过于兴奋而后会疲劳，指着手表对毛泽东说：“主席，天快亮了，您该休息一下了。”
“哦？”毛泽东撩起窗帘，朝外探了探，又看了看表，他笑了，挥了挥手，“好，大家可以休息了。”
林一山站起来正想离开，毛泽东站起来拉住他：“你不要走，我请你吃早饭。”
四个人在会议室里休息了一阵，天大亮了，专列停在郑州附近的一个小货车站上。周围环境很静。有服务员来请吃饭，他们便跟着来到餐车。进餐车时，周恩来再三让林一山先进，林一山执意不肯，用力把周恩来推进了餐车。当林一山走进餐车时，一眼就看见了江青。她站在毛泽东的身旁，也微笑地望着陌生的林一山。江青一听林一山的口音，就知他是山东人，但搞不清是哪个县的，她问林一山：“你是什么地方人？”
毛泽东代为答道：“他是你老乡还不知道，都在山东半岛，你在西头，他在东头，你是诸城，他是文登，隔得多近呐!”
江青也笑了起来。
“两个冤家”聚首南宁会议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和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对于三峡工程问题意见对立，并且争论了一辈子，至今都不改初衷，可以说是敢于负责精神的典范。
南宁会议因其“反反冒进”而闻名于世。在“跃进”的气氛之下，“大干快上”三峡工程也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毛泽东要秘书田家英派飞机将林一山接来。田家英向毛泽东说到李锐的不同意见，是否请他也来？毛泽东同意了。于是，一架专机载上李锐从北京出发，在武汉停留时又捎上了林一山。两人过去见过面，但没有交往。两人虽然意见相左，在飞机上也没多交谈，但都不失风度地打了招呼。并从内心里也互相尊重。李锐觉得林一山“天文地理侃侃而谈，很博学，知识丰富”，李锐也对别人说过：“毛泽东、林一山谈话都很有魅力，都是人物”；林一山也夸过李锐：“李锐大个，长得可英俊了，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李锐是不赞成三峡立即上马的。当1955年年底，经苏联专家勘察，准备四到五年施工建成时，国务院一次开会谈到三峡工程时，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李锐提出了不同看法。在座的周恩来严肃地看了李锐一眼，大声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随后，李锐将水电局保存的当年三峡重要图纸送请周恩来过目。看来，周恩来对三峡是否过早上马很有顾虑。
两人坐在飞机上，林一山让秘书带了个大皮箱，装了满满一箱资料，可谓胸有成竹；李锐虽然带的材料不多，但在写文章时曾参考过大量资料，观点和材料都装在脑子里，所以也是安定自若。两人不时观望一下机翼下的大地景色，心境悠然平静。
近中午时，专机到达南宁，两人住进一栋新盖的宾馆。田家英马上来找李锐，急切地把会议形势介绍了一遍，说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会上主席插话很多，发表了许多意见，反对分散主义，权力要集中；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田家英还谈到胡乔木的看法：主席当时的精神状态，那种“乘风破浪”的兴奋情绪，有点类似抗战初期。根据林一山和水利部的意见，主席主张修三峡。随后李锐见到周小舟，他也是同样担心，当时在三峡问题上的反冒进，是很不合时宜的。因为晚上就要开会，大家都不及多谈。在饭厅吃晚饭时，人们见了林一山和李锐，都笑起来，说是“两个冤家碰了头”。当天晚上，“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
他们的住处离主席住的“明园”不远，会议就在这个不大的会客室里开。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林一山和李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泽东的两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
林一山答：“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几个小时？”
李锐说：“我只要半小时。”
一番谦让之后，林一山先讲。他从长江洪水灾害谈起，强调三峡工程在解决长江防洪中的关键作用，并列举了三峡工程的航运、电力、南水北调等方面的巨大效益。然后他再谈三峡工程的投资估算和分析。当说到三峡工程造价只需要72亿元时，毛泽东指着茶几上一堆资料说：“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60多亿元吗？”
林一山解释：“经过科研，有些突破，因而能省一些。”
周恩来也很仔细地听着，他问林一山：“三峡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
“够了。”
薄一波见林一山回答得这样干脆，就问：“25亿够不够？”
林一山摇头了：“不行。”
王任重说：“你答应了吧!”
林一山挺认真：“不行，我又不招标投标。”
毛泽东欣赏林一山的直率，他手指林一山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不过，你会不会中央决定上马后，你又说不够了？”
林一山说不会。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呢？”
林一山回答：“我们不搞‘上马预算’，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毛泽东点点头。
轮到李锐讲就比较简单，他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是世界大河中数得着的黄金水道，泥沙也不如黄河之严重。他特别强调，现在修建三峡水库，涉及移民问题，如坝高200米，估计移民至少要105万人，极为困难。他认为修建三峡，主要是一个大水电站的作用，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但对武汉不起作用。这时胡乔木插话，说水电很重要。李锐想起胡乔木曾对他说过，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于是他说，1957年，我国电量为190亿度，钢524万吨，煤12亿吨。15年赶上英国，电的增长倍数最大为十倍。现在只占23%，其他均煤电。他将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极大兴趣。毛泽东边看边说：“这个办法很好，一目了然。”
李锐又说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的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投资巨大，而用电企业投资一般又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又很复杂，其他如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毛泽东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李锐：《李锐往事杂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为什么？”毛泽东奇怪。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来表达我的工作经验，至于文学创作，我是不行的。”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又在开玩笑：“行啊，省委书记当政治委员还有不好的!”
李锐是个秀才，不怕写文章，但事起仓促，一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写成。胡乔木、田家英都是李锐在延安时期搞宣传工作的熟人，有关三峡的意见又比较一致，这时，胡乔木急急来找李锐，问他文章交出没有，他说林一山的已经印发了，怎么不见你的？李锐说，已经写好，就要交出。胡乔木看了一下文章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李锐又将文章稍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都将文章看过了。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战可以服人，特别赞赏他文章中有关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他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他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毛泽东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李锐毫无思想准备，连忙说：“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旁边也有人帮着李锐说话。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但不改初衷：“是兼职的嘛。”
毛泽东又转身向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周恩来谦让着：“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
刘少奇也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周恩来不好再推：“好，我来管。”
毛泽东脸上浮起笑容，并伸出四个指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尽管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里充满苦闷与矛盾，但有两点他始终如一：他的苦闷埋藏在心里，决不在外人面前流露，包括他的家人和部下；也许他用工作排遣不快，也许工作本身使他忘我，总之，工作是他最大的乐事。他一旦工作起来，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仍然是那样事必躬亲，仍然是那样心细如丝。如同一位诗人所言：工作是美丽的。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到武汉，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100多人，乘“江峡号”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大部分人都没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可天公不作美。那几天，天气阴沉，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上岸后，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不一会儿，他身上也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荆江大堤上，仔细听林一山等人的情况介绍，询问这一带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
林一山抹着脸上的雪花，对周恩来恳切地说：“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大坝。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江风掠过江岸，一阵紧似一阵，周恩来环视四周，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离郝穴不远的祁家渊，是荆江大堤最险要的堤段。那里有一座170年前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周恩来盛赞古人的智慧：“这是1780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170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下午2时，周恩来来到沙市，顾不上吃午饭，匆匆吃了几块点心，就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大堤问题。他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嘱咐着：“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一小时之后，他又乘江峡号客轮西上视察三峡。船过秭归时，周恩来让会议暂停一下，让大家看看岸上的风光。他向苏联专家说，这是中国古代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译成了俄文。
3月1日上午，“江峡号”在南津关下牢溪附近泊岸。周恩来健步踏着青石板路，攀上了南津关制高点，环视大江东去，还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美国萨凡奇曾提出以南津关作为三峡大坝坝址，这可作为一个选择的重点。下午，看了三斗坪坝址。周恩来和大家到中堡岛实地观察。在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由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了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周恩来对照地形作了详尽的了解。在观看地质钻探岩芯时，周恩来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光我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他回头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
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
周恩来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这块岩芯后来带到了北京，珍藏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玻璃罩中。
3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等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结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这天的天气晴朗，冰雪消融，空气显得格外清新。下午，周恩来提议不开会，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景色。他走出船舱，倚在船栏上，欣赏着两岸奇丽壮观的景色，江水拍打着船舷，反射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哦，有多少日子没有这样舒展一下，这样轻松一下了。
3月3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各位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这是林一山与李锐争论的老问题，在南宁会议上，两人各自力陈了自己的主张。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因为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必然的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的兼顾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部署和电力网的设立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和河北省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为了结合实际，毛泽东提议去看看都江堰。
3月21日是个难得的好晴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的陪同下，站在玉垒山腰纵览都江堰全貌。
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介绍说，都江堰在晋代和唐代时称为湔堰、都安堰、犍为堰，到宋代时才叫都江堰。都江堰灌区整个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灌县城下的渠首工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都江堰；另一部分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成千上万条支渠分堰。最能显示这项工程的高超技术的，是渠首工程。它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部分组成。鱼嘴堤像一弯新月，把刚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它前部伸向上游，尖端如同鱼嘴。外江为岷江正流，主要用来排洪；内江为岷江别流，主要用来灌溉。鱼嘴的布置非常巧妙，它根据灌溉和防洪的需要，按一定比例分水：枯水季节，外江四成，内江六成，以利灌溉；洪水时期，比例正好相反，以利防洪。而宝瓶口的大小深浅更是精妙无比，大了，小了，深了，浅了，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宝瓶口。古书上所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天府之国”，主要就是指都江堰灌区。
毛泽东闻言，连连赞叹：“好，很不错，中国古代人民真不简单!”
回到成都后，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项中加写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还在第五项中，针对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又加了一条：“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关系。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一些决议或多或少地受到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但是，关于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水利规划的决定却例外。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使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体现了严格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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